在中国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中，公众的不满多与政府的行为沾边：官多会多，通知多文件多，公款大吃大喝多，公务名义的出国旅游多，还有一个多就是政府操办的评奖多。太多太滥的评奖，在消耗社会大量财富的同时，既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又制造了社会不公。然而，与那些众所周知的“三公经费”难以控制相比，政府主持的评奖却是一个隐蔽的角落。
　　日前，30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的新闻，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。尽管我们认同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”的权威与必要，但是其奖项设置、操作流程需要接受公众的审视与监督。至少，奖项泛滥的问题，科学公正的问题，应当经得起公众的质疑；尤其当某些奖项不能够与社会文明同步的时候，无论技术多么先进，其进入“国家科技奖”的评选程序，无疑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更不要说获得奖项的后果。
　　秦伯益、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在致信媒体时，对“中式卷烟”项目入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表示了严重关切。院士们在信中指出，“作为企业，追逐利润无可厚非，但上述入选项目的本质，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，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，这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，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，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。”
　　作为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，这些院士们担忧这样的奖项“可能会对中国控烟事业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”，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对中国控烟事业的公益职责。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，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批准了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。作为缔约国，中国有控制烟草的义务。所谓“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”的科技创新，无疑将使烟草销量大增。一边承诺控烟，一边给烟草技术颁发政府奖，中国的控烟履约行为必然由此蒙羞。
　　我们注意到，30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一事并非技术上的争议，而是这项技术成果违背了基本的社会正义。根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我国总吸烟人数为3.56亿，相比于庞大的吸烟人群，更多不吸烟者遭受着二手烟危害。在9亿多不吸烟的成人中，有5.56亿人暴露于二手烟的环境中，加上1.82亿儿童，共计有7.38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。有数据称，每天我国有5000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。况且，被香烟威胁的不仅是国人的健康，还有国家日益沉重的医疗经济负担。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指出，“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烟草危害负担最重的国家。”
　　今年是我国履行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的第六个年头，与中国的控烟进展缓慢大不同，中国的烟草类技术研究10年间却七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。最近，中国烟草总公司业绩首次公布，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实现净利润1177.0亿元，中烟公司平均每天可赚3.2亿元，其利润率甚至比中石油还高。
　　“各种鼓励或变相鼓励吸烟的行为”理应受到阻击，因为这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，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，并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。所以，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名义加以肯定并鼓励类似的技术进步，必然为社会大众所不容。
　　“烟草院士”此前引发的社会非议，似乎在等待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来解套。对于烟民来说，戒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；对于政府来说，烟控同样痛苦：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“一套人马，两块牌子”，亦官亦商的游刃有余，依靠的是烟草市场丰厚的垄断收益。中华的冠名不是谁都可以使用，可是一包“香烟”却可以用一个民族的名号来背书！因而，阻止烟草染指国家科技奖的声音实际上表达了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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